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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
张乔啬
今年4月2日，是张澜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张澜先生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实行家，经过几十年艰苦复杂的斗争，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唯一政党，终于走上了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早期的革命活动
张澜先生出身于佃农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正当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国家濒于危急存亡之秋，更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911年，他参加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的一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师北伐，张澜先生即在家乡南充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宣布独立，响应蔡锷护国讨袁，加速了“洪宪”王朝的覆灭。
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先生适在北京。在他的好友吴玉章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他任北京《晨报》社董事，曾在《晨报》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受到朝野的责难。他支持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吴玉章在北京开展的勤工俭学运动。他是四川省省长，来北京述职，便以省长名义，向交通部商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交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二百余名四川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的许多人如赵世炎、陈毅、刘伯坚、杨伯恺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1920年冬，张澜先生返南充原籍，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聘请吴玉章主讲人民权利的理论，并在县中试行自治。他任南充中学校长，充分信任思想进步、后来成为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的张秀熟、袁诗尧等，全权主持南充中学校务。他早在清末即在南充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朱德、罗瑞卿、于江震、陈同生等共产主义战士，曾先后是他的学生，深受他的教益。
大力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1925年，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任校长。他对赖鸣珂、杨伯恺、刘绍禹等共产党员教授极为倚重。他提倡民主精神，实行“兼容并蓄”，学生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校中虽有各党各派的组织和活动，但他特别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并以自己的薪俸资助该社出版《野火》、《定性分析》、《科学思想》等刊物，使该社在校内发展最快，影响最大。
1926年，四川万县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居民的“九·五惨案”，川军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地下共产党员于邦齐英勇击退英军舰。张澜先生发动成都大学师生积极声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请张澜先生赞助，他慨允出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以掩护该报。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杨闇公、冉钧、漆南薰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严词抗议，并要刘湘取消对脱险同志们的通缉。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叫嚣“一个主义”之时，张澜先生公开号召“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国民党骂张澜先生“宣传赤化”，派兵搜查他的住宅，他泰然处之。翌年2月16日，四川军阀向传义在成都逮捕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以及包括成大学生六人在内的14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当天即予杀害。张澜先生营救不及，愤而辞职。经成大师生挽留和各方面敦促后，他始复职，仍继续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被捕，他竭力营救。1930年，共产党员曹荻秋等在四川广汉发动兵变，成大学生参加者甚众。国民党迁怒于他，对他横加压力，强行将成大并入国民党所控制的四川大学，迫使他离职。
1932年秋，于江震、李泛山等领导四川南部县升钟寺暴动，遭到失败，转移至南充、阆中各地，得到张澜先生的掩护。1933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进抵川北，张澜先生发动南充人民准备欢迎。他又劝说曾被红军击败过的川军军长田颂尧与红军联系，双方避免冲突，使红军利用时间巩固川北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不御外侮，积极反共，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1933年3月，张澜先生出川考察，借机结识爱国志士，联系地方势力，为反蒋抗日作准备。是年夏，他考察归来，刚到南充，惊悉军阀杨森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人星夜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5年春，在上海的党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到四川，经张澜先生介绍给刘湘，借以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促成刘湘派代表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壮大反蒋抗日力量。随后，他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党中央亦派李一氓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系。他受刘湘委托，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方面与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并由刘湘资助一笔现金，购买食盐、布匹、西药等大宗物资，运回陕北。
“七·七”事变前后，党中央派于江震、廖志高等自陕北回四川，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先生的帮助和掩护下，很快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于江震恢复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置在张澜先生的老家附近的小学校内，长期受到妥善的掩护。贾子群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张澜先生负校长名义，校务由贾子群等共产党员主持，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王干青在张澜先生主持的慈善团体——成都慈惠堂任总干事，共产党员肖华清、周烈三、吴恩灼、袁观等均在慈惠堂担任重要职务，使该处成为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周恩来副主席还介绍杨伯恺从上海回成都，协助张澜先生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
积极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7月，张澜先生去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得与周恩来副主席和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会晤，对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当时，抗日形势险恶，投降危机严重，周副主席以张澜先生在西南地区的声望很高，殷切期望他能协助党的工作，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群策群力，挽救危局。周副主席还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张澜密切联系。张澜不负周副主席的期望，促成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在政治上向进步方面转化，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西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得以开展，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湖南“平江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张澜先生在重庆特园邀请董必武同志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的经过，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消息，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重演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此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做军事工作的车耀先等。董老派潘梓年从重庆专程到成都请张澜先生营救；只因蒋介石蓄谋屠杀共产党人，并向地方势力施加压力，他营救无效，罗、车等同志后来壮烈牺牲。当张澜先生识破“抢米事件”的阴谋时，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他为此阴谋事件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蒋不要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特务的暴行才暂时有所收敛。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坏的危险。国、共以外的各党各派为团结民主力量，有利于调解国、共之间的摩擦，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坚持团结抗日而斗争，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先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民盟，经各政团的推举，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在共产党和周副主席的帮助下，他领导民盟与党配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同年11月，张澜先生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提出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十项主张，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此提案将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拍案大骂，下令对他进行监视。特务头子戴笠立即强租与他所寄居的特园相毗邻的康庄，布置特务，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但他毫不惧退，照常在特园召开民盟的会议，并经常在此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代表党中央的领导人商谈国家大事。特园也就被董老誉为“民主之家”。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张友渔到成都工作，张澜先生尽力协助他们，使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在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大。
献身于党所领导的解放大业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张澜先生到机场迎接。谈判期间，毛主席多次同他会见和恳谈。他深感毛主席的伟大，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他对毛主席十分钦佩，对共产党竭诚拥护。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张澜先生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即同他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政协开会期间，张澜先生坚持同周副主席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代表共商大计，使政协会议终于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不久，蒋介石推翻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张澜先生为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统治，坚守政协的决议，坚定不移地与中共代表保持一致步调，再度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特务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导演诬蔑他的游行丑剧，张贴反动标语，叫嚣“法办张澜！”“打死张澜！”1946年7月，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他在成都主持追悼会。散会时，他遭到特务的袭击，头部受伤。周副主席、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驰电慰问。8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李闻惨案与成都暴行》的社论，赞扬他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1946年11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逼迫民盟提交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在此关键时刻，周副主席于11月12日晨，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这样的关键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当时张澜先生因病在重庆休养，民盟总部当即与他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坚决地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打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民盟总部当天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伪国大。这就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1947年2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团从南京、上海、重庆撤退。同年11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其解散。张澜先生发表《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而且公开号召民盟盟员，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当时，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即迁居到张澜先生的住所，同他朝夕相处，共商大计。接着，沈老赴香港，主持恢复民盟总部的工作，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告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张澜先生在上海处于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之中，坚决支持民盟三中全会的路线，以他的实际行动，资助去香港同志的路费，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
1949年初，蒋家王朝面临末日，李宗仁代理总统，要求和谈以拖延时间，妄图挽回败局。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先生出面调停。张澜先生强调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作调人。”特务随即将他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并拟加以杀害。上海解放前夕，幸经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他才得以安全脱险。他获解放的次日，陈毅司令员于百忙中亲去向他亲切慰问。他衷心感谢党对他的营救，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解放上海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党中央邀请张澜先生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与全国人民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亲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一生的宿愿终于得偿！
1954年，张澜先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虽年老多病，仍尽力参与国家大事。1955年2月9日，他因病逝世。党和国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悼词中盛赞“张澜先生不朽”。
1980年春节，胡耀邦同志在民盟中央迎春茶话会上谈到张澜先生时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附图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和张澜先生（左四）在天安门城楼上。